吕途:用生命去鉴证与创立——《中中原人民共和国新工人:女工人传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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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为中国女工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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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册女工的故事。女工们的,也是今日世界劳动者、生产者、供养者与服务者的故事。毋需添加性别为定语,她们的故事记述并展示了今日世界多数人–在主流媒体上状若无声的多数人的生命境况;必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是强韧底层中的强韧者。

吕途的身份非常有趣,她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外交官太太,多次担任国际项目的负责人,而她现在却正式落脚北京皮村,全职从事城市打工群体的研究。她新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非虚构作品,企图让失语的女工有发声的机会

 吕途与女工友们在一起

——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原编者按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序

图片 3资料图:专业生产手工饺子的食品厂内,女工每人每天手工包出4000只饺子。王昊阳

吕途的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明年即将出版。这本书是“中国新工人”系列的第三部,记录了34位打工姐妹们的苦痛与坚韧,书写了她们的所思所想。正如吕途所说,她要告诉读者的是从历史中走来,在现实中孕育的女工们的生命力量。个体的生命经验固然会显得单薄甚至无助,而当每一位劳动者的经历都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群体的精神面貌。这本书的确是写不完的,因为女工姐妹们仍旧走在生命的道路上。这本书也是开放的,邀请我们每一位在场者参与到对话乃至同行的旅途中去。

女工故事与主体之名

这是一册女工的故事。称“故事”,毋宁称生命、遭遇或境况,女工们的生命遭遇与现实境况。女工们的,也是今日世界劳动者、生产者、供养者与服务者的故事。无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她们的故事记述并展示了今日世界多数人——在主流媒体上状若无声的多数人的生命境况;必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是强韧底层中的强韧者。

似乎无须再度引证斯皮瓦克着名的发问:庶民们是否能够发声?庶民们/劳动者们始终在发声:自我陈述、自我显现或大声疾呼。只是,他们的声音持续地遭到各类媒体的冷遇与屏蔽,只是,主流或自以为主流社会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倾听或选择漠视。然而,无论人们是否瞩目或倾听,那声音存在着、回响着,那是今日世界真实的言说。

也无须再度陷于言说困顿: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共置终难逃“不快乐的婚姻”的宿命?迄今为止,这两个名字仍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议题;它们在20世纪难以风雨同舟,则是由于两者都曾是、甚或继续是某种“大叙述”因之相互排斥,或因它们曾在某些特定的时段、特定的空间占有过霸权地位,或为某些特定的人群所垄断;然而,将两者视若不容的人们间或因这样那样的原因遗忘了这两种议题的共同,是它们都指向人类的多数,被压迫的多数,劳动与创造的多数,金字塔形社会构造的巨大的底座。遭类似遗忘或遗忘选择的,是由于20世纪后半叶,性别议题一度成为着名的“少数议题”,以至令人们在错觉中忘记了这是某种“化装为少数的多数”——而这也正是20世纪很多社会议题的共同特征:少数族裔、移民问题、农民工、打工妹、下岗工人……今天,当人们因其“少数”特质而对阶级或性别议题选择漠视或否认之时,似乎又淡忘了,在激变中的20世纪后半叶,因“少数”之名的社会抗争、批判议题之所以一度替代,甚至抹除了阶级与性别之名,是在于彼时彼地的世界情势由冷战格局所统御,阶级与性别之名由两大阵营所支持并垄断。今天,冷战历史早成了刻意遗忘与葬埋的记忆,因两大阵营的对决、对峙而获得社会空间近乎悉数关闭、坍缩,而社会分化成为全球最突出、最严酷的事实,此时此地,不言多数而执着于少数议题,便成为某种可疑,至少是某种奢侈。再度因阶级之名否定性别维度的人们,似乎正是瞩目于某个似是而非的“阶级”——中产阶级垄断了女性主义而无视女性中的多数与新阶级议题的高度重合。

女工,这一社会身份与角色,正是现代社会的发明,也几乎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表征性角色:当她们从家族的人身隶属关系中获得解放之时,便也是她们成为一以贯之的最廉价劳动力的时刻。当她们成了社会中重要的,却从未获得稳定、保障的劳动者与生产者,她们并未因此而摆脱身为家庭仆从的规定——只是这一仆从角色不仅仅属于她们自己的家庭。因今日女性主义不时萦绕着中产阶级的气味而对其厌弃的人们,同时遗忘了,抑或无知于昔日女性主义正肇始于女工们的殊死抗争与运动潮汐,而中国的妇女解放与20世纪中国革命始终伴随,不离不弃。因性别议题、女性主义源自欧美而将其弃绝的人们,亦似乎盲视于现代世界历史、现代中国历史乃至今日中国的现实正是为欧美所裹挟的全球化的进程;现代中国女性,其自身已是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现代中国历史的创造。因此,这册女工的故事,关于底层、关于阶级、关于劳动、关于女人,正是阶级与性别命题再度相遇、再度重合的事实呈现之一。

不错,较之于性别议题的困境:为某些拥有话语权群体所垄断、所阐释并因此再度遮没女性中的多数,阶级议题的弥散、稀薄甚至“非法”,仍是更为突出与急迫的社会现实。急剧、几乎看不到逆转可能的贫富分化正继续、或曰再度造就着全球的阶级事实,但阶级之名却不仅因冷战胜利者的意愿而湮灭,亦因20世纪大失败的历史债务而羸弱。与阶级之名的失效同时稀薄的是多数共同行动之可能性的丧失。于我,这也正是21世纪最急迫的问题之一:我们是否仍可能或应该在阶级之名下集结?设若我们真正成为20世纪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的继承人(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清理了20世纪的历史债务),启动新的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否仍需要一个历史主体之名?这是否仍可能是阶级之名?冷战之后,第一次反全球化、亦是反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意味着曾名曰各种“少数”的多数再度现身历史舞台,同时也暴露了这尝试再度集结登场的“绝大多数”,此刻无名。为其命名的努力:曰庶民、曰诸众、曰99%,显然并未能取代或启动20世纪曰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命名和动员、召唤力。

这是一本另类编年史——这里,是女工们个人故事的口述史。一年又一年,两代或三代女工的生命故事——若干女人的遭遇,某些社会的擦痕,一个社群的轨迹。然而,出现在这里的,不是、不仅是代际更迭或命运流转,在这里,在访谈者、言说者的对话与低语间,显影而出的,是某种细密绵延的历史的印痕,也是时代转身时分的陡崖;是某种关于社会进步的寓言或反寓言;是阶级的碎裂,也是社群的凸显;是乡村,也是都市;是新工人,也是女人,新女工。不错,是历史的绵延。在一个个故事里,在倾吐与细语的接续间,可以看到这些普通、“边缘”的女人,尽管横跨激变的、重组的、中国的半个世纪,但她们有着同样的、在这疆域之外颇难一遇的自信、或曰自在,一份回首或曰检视自己生命时的从容——尽管她们身处不同的年代,性格彼此迥异,遭际各有不同:或决绝或隐忍,或跳脱或低回,或幸运或坎坷;但几乎没有卑怯、自怜,没有悲情流溢其间。在每个时段中,并为历史的激变所加剧,她们并非诸种社会资源的占有者,因此不是能自如于社会命运的角色,但她们直面自己的人生,直面社会性的“宿命”,表现出那样一份自主与尊严。这间或来自当代中国历史之于女性群体最丰厚的馈赠,间或来自劳动者与创造者的坚韧,来自于背负并养育社会的女性生命的力量。

不错,如同所有的编年史,在极端素朴的讲述中,历史显影出它清晰的刻痕和断裂处的裸面。在这份编年开启的段落中,女工们的个人故事嵌在大时代的浪潮起伏中,她们的故事是时代巨澜中的一脉涓流,有冲击,也有共进;有被动,更有参与,她们的命运也是全社会的命运的一部分。此后,在一道看不见的历史陡崖背后,她们故事开始成为别无选择中的选择,成为“社会流动性”裹挟下的沙砾。再后,更年轻的一代则是以流动或曰漂流为常态的生命际遇。多了洒脱恣意,也多了已然失根的飘零,同时间或更自觉于别样的出路与价值。然而,本书中不时闪现的亮点,也是许多故事中一个共同的转折,是人在这沙砾般的漂泊间的彼此遭遇、彼此联结,是出而代表自己和同伴,为改善生存状况而发声、而力主、而抗争的时刻。那一刻,她们的生命显现了不同的热度,她们以自己的行动争取劳动者的权利,她们以自己的行为争取并印证着尊严的价值。也正是在这里,显影着清晰的历史裂谷:集体感、社会性的再度认知与获得,大都源自对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渴望与需要。换言之,新女工,也是新工人们可能触摸并争取的、社会的天际线,便是在生存意义上的对最基本社会保障的吁求。或许也正是新穷人这一称谓的寓意所在:在此凸显的,尚不是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议题,而是劳动者是否可能、经由何种路径方可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是否可能以此作为基点撑起她们和他们生命的天顶,由生存而尊严,而不是以尊严为代价去换取生存。经由吕途,我们倾听女工与女人的故事,她们的苦与乐、爱与痛、欲与求,她们的背负、付出与梦想。

因此,我们从不断爆炸的出版物中获得了这不同的一册,读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努力:为自己发声,为新工人发声,为女人发声,为自己寻找或创造主体的名字。事实上,与多数人行动之可能同时丧失的,正是多数人言说的逻辑与合法性。今天,如果我们仍不能以集体、社群的名字言说,那么就从某一群体的个人故事开始。让遭屏蔽的声音传播,让别样的经验共享,从阶级与性别的叠加处开始,寻找历史主体之名,创造关于未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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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7年11月

这本女工的故事,对各个年龄段的读者来说都有特别的意味。书中访谈的女工,从五〇后到九〇后,年龄跨度很大,从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国营工人、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工人等代际变迁的历史。本书的作者吕途,作为妇女问题的研究者,又是长期做新工人调查的学者,她针对女性成长、婚恋、在家庭中的角色、性问题等,做了有针对性的访谈安排。以她的底层视角和她对当代中国的观察,当代中国女性劳动者的命运问题,集中揭示出社会巨变中的希望和忧虑。

吕途通过深入访谈,记录了34位普通人的所思所想、生命故事,她们是中国女工,从五〇后到九〇后。这些故事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代中国的巨变深刻地塑造着每一个人,而不同年龄段女工的成长经历、谋生历程,也从不为人知的角落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作为女性,她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是女工故事的重要内容,她们承受着比男性劳动者更为沉重的家庭责任和社会偏见;作为劳动者,她们生活得如何,是否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也是衡量社会变革的尺度。女工个体的生命经验固然会显得单薄甚至无助,而当每一位劳动者的经历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女工群体坚韧的精神面貌。

本书是”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新工人的故事其实是写不完的,他们还走在各自生命的旅途上,继续创造着历史。

吕途
1968年生于吉林长春市,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2008年开始就职于北京工友之家。着有《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编着有《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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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决定去苏州打工。那是2013年,她通过中介公司,拿到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名字是别人的,年龄也比自己小十多岁。进入工厂之后,她被分到了夜班,从晚上8点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工作内容是贴标签,需要将手指形状的标签,贴在电脑屏幕的前框上。除了点名的时候,姓名在这里并不重要。晚班车间里60个工人,但互相之间很少交流,除非本来就是同乡或者朋友。

感谢吕途老师的授权,感谢北京三联书店慨允我们在新书尚未面世的时候就发表此文:

吕途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敢给亲友打电话,回到宿舍便蒙头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则用书做伪装,在本子上做记录。室友还是觉得奇怪,因为很少有人会看书,她们一般会看电视剧。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以前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外交官太太,多次担任国际项目的负责人,后来却决定回到中国,长期在北京一个名叫“工友之家”的机构任职,专门从事城市打工群体的研究。工友之家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因为打工文化博物馆、文学小组和工人大学等,面向打工群体的组织和活动而为人所知。

这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我访谈了将近100名女工。我本来计划从100个访谈故事中选择50个故事写出来,后来选择出了40个故事,现在和读者见面的是34个故事。我一共写出了36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在给主人公反馈的时候,她删减的内容太多,我没有收录;还有一个故事,当我征求反馈意见的时候,主人公说,故事把她的人生都暴露了,不想收录。在此,由衷感谢34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跟我分享你们的人生故事,允许我用笔记录你们的生命轨迹,并且愿意和读者“见面”和“对话”。

决定去工厂的时候,吕途已经出版了“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名为《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新工人”这个名称并不是吕途的首创,在她的书里成为了对那些在城市打工群体的代称,并开始被更多的人所知。但她觉得单纯做调研还不够,到生产线上亲身体验,或许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后来,第二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也很快面世。

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我认识我写的每一位主人公,有的见面一次,有的见面多次,有的是挚友,有的是亲人。对于所有我可以保持联系的人,在故事截稿之前我都进行了回访,每个人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此时,当某个有缘的读者读到某个故事的时候,那个主人公的人生一定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人生,人生的不可预测和不断变化正是人生的神秘之处,也是人生的乐趣所在吧。

除了写书,吕途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工友的社区建设中来。“工友”是打工群体相互之间的称呼。吕途参与到工人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专门为工友提供免费的培训和教育。在工友之家,不定期参与组织文化活动的青年教师还有很多,但像吕途这样选择长期全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青年学者,除了她,还没有第二个。除了教学和研究,吕途在近两年还有了另外一个角色,在工友之家承包的桃园中“领养”了100株桃树。

这是一本需要用心去读的书。我的文字并不文采飞扬,写作风格平铺直叙,故事的结构也千篇一律,从纯文学角度,估计没有可读性。这是一本用心写就的书,当我做访谈的时候,我和我的访谈对象一起走过一遍她的人生;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的身心完全投入到她的故事中,梳理主人公的生活轨迹。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多面的,经历本身是客观的,讲述过程是主观的,我记录的是主人公想告诉我的,我写出来的是我觉得合适分享的,一字一句都尊重原始记录。

今年,第三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出版,讲述的是女工的故事。吕途采访了将近100名女工,选出了34个故事。“一个完整的生命故事本身是最有力量的,我希望更好地去呈现社会的样貌,并让它具有更强大的分析背景和信息。”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这是一本开启对话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等书出版以后,希望分专题论述我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该书中的故事是开启这样一个思考和对话的基础。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中,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分析和思考部分,目的性是比较强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有丰富复杂的内涵,任何一种断言都是不全面、甚至不公平的,把生命故事不加分析地原貌呈现是更加尊重生命的做法,虽然这样说,但我并不否认,书写过程无论如何尊重主人公原意,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必然渗透主观视角在里面。书中每篇故事的字数从4000字到1万多字不等,平均5000字左右,很多故事的访谈笔记超过5万字,从5万字到5千字的取舍和书写过程就是一个无法尊重原貌的过程。故事中融入了我的观察和对话,但是,几乎没有参杂任何分析内容,因为我不想用我不全面、不周到的论述和判断打破故事本身的复杂、纠结、无解、萌动、细微、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只有在这书和故事之外来进行讨论,我才能放开胆量、畅所欲言,觉得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这些我尊重备至的女工们身上。我反对没有判断和模棱两可,一个人应该沉着和慎言,但是不应该不去思考和判断;一个人可以判断失误和分析错误,但是不能害怕做判断。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和分析错误而招来批判,那是学习的过程,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都无法避免地包含诸多错误和遗憾。

故事的主人公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和地域,最年长的已经66岁,是吕途的一位女性亲属,最年轻的则只有23岁。她们的足迹遍及东北、北京、天津和苏州等地,从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到如今的新工业园区。打工群体一直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而女工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弱势的一部分。吕途试图为她们作传,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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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

 吕途与保罗·威利斯在北京平谷同心公社

吕途并不是真名。她本来姓林,为了写书,才专门起了这样一个笔名。“吕”来自她母亲的姓氏,“途”则意味着总是在路上。事实上,她的生活轨迹也的确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不仅奔波于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总是分离与聚首,也穿过不同的阶层和人群,记录差异与命运,并试图消除误解与偏见。因为这些复杂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吕途坦言自己好像已经过了“四辈子”。

这是我写的关于“新工人”的第三本书。并不是我要写,而是我被要求写,这个要求不是某个人或者某项任务给予我的,而是社会现实和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要求的。

《女工传记》出版之后不久,吕途便又离开北京,回德国陪自己的两个女儿过圣诞节。两地之间相差7个时区,吕途还是有些不适应,这几天经常凌晨三四点就醒了。自从2008年回到中国以后,自己的生活就被分成了两半。每年的一大半时间里,她在工友之家上班,或是去其他城市的工厂做调查。调研和访谈全部结束之后,她便回德国待一段时间,转换身份,一边写作,一边陪两个女儿。

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时候,现实的要求是,打工群体需要对群体现状有真实的和整体的认识,否则无法思考未来。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时候,现实要求是,无论当下和未来如何展开,如果一个个工人和工人整体没有主体性的思考和劳动价值观的建立,工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出路。

但相比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差问题又根本算不得什么。在没有做出选择到工友之家工作之前的那些年,吕途的生活看起来很顺畅,后来过得也非常体面。但内心的时钟往往无法与外在的时刻表相协调,吕途总是想找到一个更理想的步调和节奏。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是对生命本身的体会,是对生命力的歌颂。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是漫长的,社会的变化也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的人生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中都非常短暂,但是这一生却是这一个人的全部。当我们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大可不必为自己人生的成功失败而嗟吁;当我们审视自己这一辈子的时候,应该认认真真对待每一天,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你的人生,你的一言一行也是此时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她出生于1968年,从小在吉林长春长大,父亲在报社工作,母亲是老师。从出生到读大学之间的17年,便是吕途的“第一辈子”。

一路走过来,回顾这三本书,我看到了自己的思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预期是直面现实、认识现实、从一个个个体看到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这是认识和思考的基础;《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预期是思考方向与出路、思考价值观、从一个个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思考社会的命运和选择,这决定个体和社会的未来;《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预期是焕发生命的力量,谱写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交响曲和变奏曲。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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