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 第三版后记

  《傅雷家书》自一九八一年初版和一九八四年增补版发行以来,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并于一九八六年五月,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

  八六年底,傅敏来信说,《傅雷家书》要重排第三版了。《家书》虽然是一本内容严肃的书,但是不论在大陆或海外,都很畅销,影响深远。傅敏提到这次重版时,徇许多读者的要求,准备将书中为数不少的外文字、句,译成中文。原来《家书》中,的的确确包含了各种各类的外语,有单字,有片语,有氏句;有英文,有法文,以至意大利文等等。这些字或句,意思并不复杂,往往还只是一个人名或地名,以借晓外语的读者,尤其是在香港华洋杂处的社会中,一向看惯中、英掺夹的书报的读者来说,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奥僻碍眼之处;可是大陆上的读者为数极众,其中不乏从未接触外语的人士,这些读者阅览起《家书》来,每遇外文字句,当然就不能尽情尽兴,畅读无阻了。

纪念傅雷的意义何在?简简单单,保持着一种赤子之心,极纯而真,这或许就是给后人传递的傅雷能量。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九八五年六月和一九八六年一月,先后于香港、北京和上海举办了“傅雷家书墨迹展”。在北京和上海的活动中,还展出了于一九八五年春新发现的家书墨迹和父母遗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傅敏认为,既然《家书》之中编收的英、法文信件都是由我译成中文的,这次为全书译注的工作,也该由我担当,以求风格统一。我接到来函之初,对于这项使命,倒是“欣然接受”的,当时心想,一封封完整的英、法文信,都已经译了,中文信中附带的区区几个外文字句,又算得了什么,译起夹还不驾轻就熟吗?谁知一口答应下来,到真正开始工作时,才发觉实际情况跟想像完全是两回事。首先,《家书》中要译注的地方,比原先估计的多出很多,全书约有七、八百处之多,工作量相当大,不是预计中只化短短数日就可以完成的。其次,要泽注的外文,包括好几种不同的性质。第一类是专有名同,涉及的范围颇广,涵盖了英、法、德、意、奥、苏联、波兰等各国的人名及地名;第二类是音乐术语,包括种种与乐器、乐曲及乐评有关的用语;第三类是普通的名同、动词、形容词等以及长短不等的片语及句子。这一类表面上看起来最容易对付,可是翻译起来却困难最大。原因是傅雷兼通英、法,外文程度极佳,思维之时,许多事物,往往在不知不觉间,首先以外语形式涌现脑际,信笔拈来,也就自自然然流露于字里行间。傅雷当年跟儿子通信,大概并没有想到日后会结集成书,刊印出版吧!因此《家书》中所见的一些外文字句,都是一个个、一句句“镶嵌”在中文里的,而这一类字句,又通常是最不容易以中文直接表达的,否则以傅雷文字之精湛流畅,断不会以外文形式出现在读者眼前。如今要为“家书”译注,就是要把这些“镶嵌”在文句里的单字、片语、句子依次“还原”为中文,既不能擅自改动原文上、下句的次序,又不能使读者念来前言不对后语;既不能噜嗦累赘有损傅雷文风的美感,又不能改头换面歪曲《家书》原文的涵义,难怪罗新璋来函中提到我这件为“家书”译注的任务时,要称之为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工作了!

傅雷;手迹;傅雷著译全书;诞辰;上海

  鉴于各界读者的热烈要求,现在增补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摘编,改正个别误植之处,并对家书中使用的外文增加了译注。

  为《家书》译注,前前后后花了不少时间,工作进行中有苦也有乐。我是采取一字一卡片的方式,逐字逐句译注的,眼看着卡片越积越多,自然感受到重负渐释的兴奋,可是所遇上的棘手伤神之处,的确也不少。整个译注过程,就像受托重镶一件价值不菲的珍饰,卸下颗颗红宝,换上粒粒绿玉,但是整件作品必须尽量保持原有的光彩,以免愧对原主。谁都知道傅雷为人严谨认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如《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如今我要在《傅雷家书》中缀缀补补,竭力揣摩傅雷当年落笔之际的原义,能不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么?以下是我在译注之余的一些体会,其中不少涉及翻译的原则问题,兹记下与译界朋友交流。

纪念傅雷的意义何在?他清清白白的一生,始终保持着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简简单单,保持着一种赤子之心,极纯而真,这或许就是给后人传递的傅雷能量。

  经过有关资料的核对,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爸爸的信件,至少应有中文信二百十三封,英法文信件九十五封。现存有中文信一百八十一封,英法文信件七十九封;此外,母亲的信有六十五封。新版摘编了父亲的中文信一百四十四封,英法文信二十二封;母亲的信十六封,包括一封英文信。加上幸存的父亲给我的三封信,全部摘编了中外文信件一百八十五封。

  首先要谈谈专有名词的翻译。专有名词大致包括人名、地名两大类,原是谈到翻译技巧时开宗明义第一章,其中涉及的两项基本原则:“约定俗成”及“名从主人”,是略有翻译经验的人都耳熟能详的,我原可以不必在此赘述。但是事实上,就算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人熟悉的地名,翻译起夹也不如想像中一般可以轻而易举,对号入座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历来对许多外国的人名、地名都没有统一的译法,再加上目前大陆与港、台三地译名的差异,情况就更复杂了。举例来说,Bach
既可译为巴哈,又可译为巴赫;Mozart一名,既有人译为莫扎特,也有人译为莫差特;Beethoven
也有贝多芬及悲多芬等不同的译法。莫扎特的故乡Salsburg,既有人译为萨尔茨堡,也有人译为萨尔斯堡。我现在的任务,既然是为《家书》译注,就又多了一重功夫,所有译名,都必须尽量与傅雷原译相同,以求前后一贯,而不按今译。譬如说波兰名城Krakow,今泽为“克拉科夫”,但是傅雷在《家书》中某处曾经译为“克拉可夫”,因此还是决定维持原译,以免混淆不清,增加读者误会。由于《家书》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为数极多,人物并非个个是历史人物,因而没有既定的译名;地名也并非个个是名城名都如巴黎、伦敦,也许是傅雷当年欧游旅途上经过的小镇边城,也许是意大利山间某处的一口湖,这些不见经传的地名,甚至在译名参考书中也找不到,因此不首先弄清楚这些专名的来龙去脉,根本就无从翻译。举例来说,傅聪年轻时的钢琴老师Paci是有中文名字的,叫“梅百器”,《家书》中提到这位意大利籍的老师时,有时用原名,有时用中文名,翻译时必须通读全书,以免自作主张,译出另外一个名字来。又如与傅聪同时参加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的有好几园的选手,其中波兰籍选手Harasiewicz
一名,由于我不谱波兰语,不敢冒然翻译。正感踌躇之际,傅敏寄来叶永烈编著的《傅雷一家》一书,欣然发现书中说起当年傅聪参赛的始末,提到这位波兰籍选手时,译为“哈拉激维兹”,这一下使我如获至宝。谁知译注工作全部完成后,寄交傅敏征求意见,细心认真、有乃父之风的傅敏在来函中提出一些修正,关于Harasiewicz
的译名,他说:“根据家兄的读法”,应该改为“哈拉谢维兹”。可见哪怕是一个简单的人名,要用心翻译起来,也是煞费周章的。

2018年4月7日是翻译大家、艺术评论家、教育家傅雷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纪念傅雷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今天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傅雷故里上海周浦镇陆续举行。来自中国、法国、新加坡的傅雷研究者、追慕者齐聚上海,祭祀傅雷先生,并举办《傅雷著译全书》首发式。4月8日当天还将举办纪念傅雷研讨会。

  英法文信件以及中文信中夹用的外文,均由香港翻译协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法国文学博士金圣华女士翻译,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有关音乐术语的翻译,坊间可见的参考书籍,有康讴主编的《大陆音乐辞典》,王沛伦主编的《音乐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音乐曲名词典》、《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外国音乐表演用语词典》,以及香港万里书店出版的《音乐译名辞典》等等,数量并不多,内容亦不够全面。凡此种种参考书籍,对于同一术语的翻译,都各不相同,例如“rubato”一词,有人译为“音的长短顿挫”,有人译为“速度的伸缩处理”。而各大音乐家形形色色的作品曲目,就更难有统一的译名了,因此译注时,面对众多名目,很难取舍,唯有尽量参照多种资料,并且再三翻阅《家书》全文,以求一贯。但是许多时候,某些有关音乐的外文片语,就算在参考书中也翻查不到,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得不求助于精通音乐的朋友如刘靖之等,才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方法。例如《家书》第112
页(旧版第107 页)中提到贝多芬幻想曲中间的“singing
part”,就不能译为“歌咏片段”,年须译为”如歌片段”。

“我们都是傅雷精神的追随者、继承者、弘扬者。傅雷到底是什么力量?我认为他的一生是清清白白,有着清晰的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知名翻译家许钧此前在纪念傅雷活动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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