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文集: 育才学校教导大纲草案

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

育才学校创办旨趣

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不仅是在政治上争得民主,经济上摆脱贫困,而且要从精神、思想、文化上从愚昧无知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周谷平主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选择?融合?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土地革命伊始,中共就在根据地采取各种教育措施,力图在改造现实环境的变革实践中造就“新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专门设置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宗旨:“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2页)。此后,苏区的农民教育有关苏区教育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四部代表作:一是张耀纶等著的《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二是李国强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三是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四是董源来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简论》(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它们从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对中共在苏区时期的教育进行梳理。本文则主要考察中共是如何通过教育实践,提高了农民素质,唤醒了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从而调动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蓬勃地开展起来,经过教育和革命洗礼的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

陶行知

 

一、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文化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一、育才学校之性质及其内容

我们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时时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中国有这样一个缺陷要补足。

苏维埃政权在全国所管辖的区域基本上都是比较落后和闭塞的地区,封建伦理道德占主导地位,文盲占90%以上。毛泽东曾发出感叹:“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页)。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⑴育才学校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抗战建国需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

抗战后,从国外归来,路过长沙汉口时,看到难童中也有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小孩,尤其在汉口临时保育院所发现的使人更高兴,那时我正和音乐家任光先生去参观:难童中有一位害癞痢的小朋友,但他是一位有音乐才能的孩子,不但指挥唱歌有他与众不同的能力,而他也很聪敏,任光先生给他的指示,他便随即学会。

第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所衍生的愚民政策,使农民普遍地处于愚昧状态。“在封建地主压迫之下的中国劳苦群众,一向沉沦文化低落的黑暗地狱中间。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依然压制工农群众文化的发展。所办的学校高收学费,专门教育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养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压迫革命运动的人才。帝国主义者的教会在中国所办的教育,养成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革命的干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5页)。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其教育体制,“是贵族专有的教育,是重礼乐的教育,是养成支配人的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编:《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0页)。在广大苏区,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另一方面他们受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基本上排斥新生的事物,更遑论新思想、新观念了。例如,1927年前,湖北黄安、麻城等地占90%以上人口的农民大都是文盲,适龄儿童能上学的极少,现代学校几乎没有,农村私塾教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崇尚“杀身成仁”的封建武士精神,宣传各种封建迷信,灌输反动落后的思想意识(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30页)。

⑵育才学校办的是建国教育,但同时是抗战教育。有人离开抗战教育而提出建国教育,挂建国教育之名,行平时教育之实。我们的看法不同,今天的建国教育必须是抗战教育,而今天真正把握中国抗战全面需要的抗战教育,必须是建国教育。育才学校从某些人的眼光看来,是“建国教育”(因为他们以为它只是培养未来的人才);但我们认为这并不保证它就是建国教育。保证它是建国教育的是在于它同时就是抗战教育。今天育才学校的儿童必过战时的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否则我们便没有理由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建国人才。育才学校的教育,不是挂名的建国教育,而是抗战与建国的统一的教育,抗战建国教育。

又有一次,我在重庆临时保育院参观,院长告诉我一件令人愤愤不平的事。他说近来有不少的阔人及教授们来挑选难童去做干儿子,麻子不要,癞痢不要,缺唇不要,不管有无才能,唯有面孔漂亮,身材秀美,才能中选。而且当着孩子的面说,使他们蒙上难堪的侮辱,以至在他们生命中,烙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二,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中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党在农民中广泛地宣传正确主张,增强农民对革命的信心。为了发动广大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一方面要使他们意识到:“民众自己的力量要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暴动来夺取政权推翻一切封建的力量”(《中共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对军阀战争的态度与发动农民斗争》(1927年8月27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另一方面要使农民明白: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挫折只是暂时的,“虽农民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1页)。因此,加强教育工作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培养革命的新后代,成为当时中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
第十七号》,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⑶育才学校办的是人才教育,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组。但和传统的人才教育方法,有所不同。传统的人才教育,一般地是先准备普通的基本教育然后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办法是不作这样严格的时间上的划分,我们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开始时便同时注意其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前者所以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能及优良的生活习惯与态度;后者所以给予具特殊才能之儿童以特殊营养,以使其特殊才能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并培养其获得专门智能之基础。表面上看来,这是一般基础教育与专科基础教育之过早的区分,但根据我们的办法,这是及早防止一般基础学习及专科基础学习之裂痕。我们要及早培养儿童对于世界和人生一元的看法。倘若幼年的达尔文对于生物浓厚的爱好是发展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的条件之一,那末今天提早发展儿童之个别优异倾向,实在有其理由;倘若中国近年来文化工作之脱离广泛社会实际生活,和技术专家之缺少正确的认识可以作为殷鉴,那末今天便在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中予以统一,防止那样的分裂倾向,实在又其必要。

以上三个印象,在我的脑子里各各独立存在了很久,有一天,忽然这三个意思凝合起来了,几年来普及教育中的遗憾须求得补偿,选干儿子的做法,应变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他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于是我便发生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当时就做了一个计划,由张仲仁(一麐)先生领导创立董事会,并且得到赈委会许俊人(世英)先生之同意而实现,这是去年一月间的事。

第三,参加革命的干部群众和当地百姓普遍具有小农意识,其表现主要是地方主义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由于各苏区红军战士和干部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严重的地方主义在各苏区中普遍地存在,成为威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严重隐患。1931年1月,鄂豫皖苏区发生的“商城事件”就是由当时驻商城的32师狭隘的地方主义所引发的(参见《郭树勋关于商城及三十二师党内纠纷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29日)、《郭树勋关于商城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8—188页)。在赣南中央苏区,除了地方主义之外,还面临较严重的土客籍矛盾。“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75页)。那时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进同一个学校念书。客籍人被土籍豪绅封建势力压迫,被看做外来户,低人一等。井冈山斗争时期,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其深层次的根源就在于此(参见谢宏维、邹芝:《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从根本上说,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由地主阶级搞起来的(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3—34页)。

⑷育才学校办的是知情意合一的教育。中国数十年的新教育是知识贩卖的教育,有心人曾经慨然提倡感情教育、知情意并重的教育。这种主张,基本上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没认清知识教育与感情教育并不对立,同时知情意三者并非从割裂的调练中可以获得。书本教育也许可以使儿童迅速获得许多知识,神经质的教育也许可以使儿童迅速地获得丰富的感情,专制的训练也许可以使一个人获得独断的意志,但我们何所取于这样的知识,何所取于这样的感情,何所取于这样的意志?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坚强的意志之获得和一定情况下的情绪激发与冷淡无从割裂。现在我们要求在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

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与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我们爱护和培养他们正如园丁一样,日夜辛勤的工作着,希望他们一天天的生长繁荣。我们拿爱迪生的幼年来说吧,他小时在学校求学,因为喜欢动手动脚,常常将毒药带到学校里来玩,先生不理解他,觉得厌恶,便以“坏蛋”之罪名,把仅学了三个月的爱迪生赶出学校。然而他的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她家的蛋没有坏,她便和她的儿子约好,历史地理由她教他,化学药品由自己保管,将各种瓶子做记号,并且放在地下室里,他欣然的接受了母亲的意见,于是这里那里的找东西,高高兴兴的玩起来。结果,就由化学以至电学,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发明家,虽然那三个月的学校教育是他一生仅有的形式教育,但是由于他母亲的深切的理解他,终能有此造就。像爱迪生母亲那样了解儿童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假如他的附近有化学家电学家的帮助,设备方面又有使用之便利,则可减少他许多困难。我们这里便想学做爱迪生的母亲,而又想给小朋友这些特殊的便利。
我们这里的教师们,要有爱迪生母亲那样了解儿童及帮助儿童从事特殊的修养,但在这民族解放战争中,单为帮助个人是不够也是不对的,必须要在集体生活中来学习,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们团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第四,囿于经验的缺乏,加上没有受过专业指导,土地革命初期,各苏维埃政权在教育方面的措施不得力。1931年,湘鄂赣边特区召开的中国共产青年团代表大会就指出:过去团对文化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是采取了一贯的忽视观念,另一方面在进行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不少错误与缺点,如各县发生了毁庙堂、打菩萨、掘祖坟、焚宗谱等“左”的错误;忽视教育,各县化装演讲团多不起作用,新剧内容之不完善,赤色学校教授之不完善与一般的腐败现象,列宁高小的教育程度比较低,鄂东区还不是免费教育。教育不普及,青年娱乐事业没有建立,青年俱乐部的工作没有真正开展,反旧礼教、破除迷信、反封建遗毒和厉行苏维埃政权下的清洁运动做得不充分,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开始。
(《中国共产青年团湘鄂赣边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1年6月3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第56—57页)。1932年秋,闽浙赣省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了前一时期文化教育工作的不足:省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县区苏维埃政府仍没有了解文化教育工作在革命过程中的教育意义,仍旧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甚至认为在斗争环境中,只要斗争,不要文化,把文化与政治分离开来;或者认为文化工作的建立,要在革命成功以后,视文化工作为和平建设事业。在这一忽视与不了解文化工作重要的条件下,以致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文化政治水平,不能适应阶级斗争环境的需要而充分地提高。(参见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⑸育才学校办的是智仁勇合一的教育,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尤其是目前抗战建国时期,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个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谈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中国童子军以智仁勇为其训练之目标,是非常有意义的。育才学校不仅是以智仁勇为其局部训练之目标,而是通过全部生活与课程以达到智仁勇之鹄的。我们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真的集体生活必须有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共同参加,而这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参加,不可由单个的团体孤立的建树起来。否则,又会变成孤立的生活,孤立的教育,而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的精神。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事是什么?团结整个的中华民族,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华民国。我们的小集体要成了这个大集体的单位才不孤立,才有效力,才有意义。与这个大集体配合起来,然后我们的共同立法,共同遵守,共同实行,才不致成为乌托邦的幻想。

总起来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所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是苏区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另一方面是各苏区文化教育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没有普遍地开展起来。而此时,各苏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进入了开展各项建设的阶段,在教育方面要求既要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程度,又要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是要提高干部的看书识字的能力;既要培养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又要培养各种专门的人才(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39页)。现实与任务的差距巨大,这就迫切要求苏区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开展对农民的文化教育。

⑹育才学校是一个具有试验性质的学校。第一,抗战以来,中国破天荒产生了儿童公育的事业,而育才学校是其中特殊的一种。我们希望将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之公育,予以充分的试验。第二,育才学校以生活教育原理与方法作为一种指导方针,我很希望将这一指导方针予以充分试验,我们深信这种试验会给予生活教育理论一些新的发展。

我们的学生要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按照他的特殊才能,给与某种特殊教育,如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自然等。以上均各设组以进行教育,但是小朋友确有聪明,而一时不能发现他的特长,或是各方面都有才能的,我们将来要设普通组以教育之。又若进了某一组,中途发现他并不适合那一组,而对另一组更适合,便可以转组。总之,我们要从活生生的可变动的法则来理解这一切。

二、中共在苏区的教育实践

⑺育才学校全盘教育基础建筑在集体生活上。这里不是一个旧的教育场所,而是一个新的生活场所。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给儿童以什么样的教育,同时更在于如何使儿童接受那样的教育;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应有一个教育理想与计划,而在于如何通过集体生活达到那样一个理想与计划。所谓集体生活是全盘教育的基础有三个意义:

但是,育才学校有三个不是,须得在此说明:

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农民在乡里造反……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带领农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成为中共的历史责任,各项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也应当服务于这个中心任务。

第一,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一个不能获得这种正常发展的儿童,可能终其身只是一个悲剧。第二,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这是克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及悲观懦性思想的有效药剂,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抗战建国关头,这种集体精神应熔化为每个人的血液里。第三,集体生活是用众人的力量集体地创造合理的生活、进步的生活和丰富的生活;以这种丰富、进步而又合理的生活之血液来滋养儿童,以集体生活之不断的自新创造的过程来教育儿童。具体言之,集体生活之作用是在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一、不是培养小专家。有人以为我们要揠苗助长,不顾他的年龄和接受力及其发展的规律,硬要把他养成小专家或小老头子。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那样的办法也是我们极反对的。我们只是要使他在幼年时期得到营养,让他健全而有效地向前发展。因此,在特殊功课以外,还须给予普通功课,使他获得一般知能,懂得一般做人的道理,同时培养他的特殊才能,根据他的兴趣能力引导他将来能成为专才。

第一,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

⑻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必须保持合理、进步与丰富,而欲保持它的合理、进步与丰富,则有两个重要的条件:㈠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与整个世界的沟通。㈡在集体之下,发展民主,看重个性。

二、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苏区的教育方针是在总结各苏区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有一个逐步完善和系统化的过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宣布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1932年9月,湘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认为:“文化教育工作,是负有铲除旧社会遗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旧礼教等封建残余恶重要作用”,因此“文化教育工作是苏维埃重要工作之一”
(《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2年9月6日),转引自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一号训令,强调目前的教育任务“是要用教育和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⑼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包含着如下几种生活:㈠劳动生活;㈡健康生活;㈢政治生活;⑷文化生活。在传统教育中有所谓劳动教育而忽略劳动生活,有所谓健康教育而忽略健康生活,有所谓政治教育而忽略政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课堂中,讲授文化生活而忽略真正的文化生活。育才学校的生活与教育是统一的,它认定劳动生活即是劳动教育,用劳动生活来教育,给劳动生活以教育;它认定健康生活即是健康教育,用健康生活来教育,给健康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政治生活即是政治教育,用政治生活来教育,给政治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文化生活即是文化教育,用文化生活来教育,给文化生活以教育。

三、我们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其实我们不但没有丢掉普及教育,而且正在帮助发展它。现在中国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中,必须用教育来动员全国民众觉悟起来,在抗战建国纲领之下,担当这重大的工作,所以普及教育,实为今天所亟需。是继续不断的要协助政府,研究普及教育之最有效之方法,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意识及文化水准。育才学校之创立,只是生活教育运动中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它是丰富了普及教育原定的计划,决不是专为这特殊教育而产生特殊教育,也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做特殊教育。

同年8月,少共中央局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决定,应该“把教育工作为着战争与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观点出发,把教育为着战争,就是说满足战争需要,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战争的发展,随着苏区的扩大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需要,广泛地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来执行新的任务,以帮助战争的动员,需要经过教育的工作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93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而当前阶段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其目的是“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享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进到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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