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春水: 创作背景

  冰心作为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她的诗名是和《繁星》、《春水》连在一起的。《繁星》共由164首小诗组成,《春水》由182首小诗组成,主要发表于1922年的《晨报副刊》上,小诗均无单独标题,只按序号编排。1923年两组诗歌先后结集,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星星

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相继在《新青年》杂志的2卷5号、6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通常,人们把这一年作为“新文学”和“新诗”的起点,由此算来,“新诗”迄今已经百年了。毋庸置疑,一百年前人们对于未来诗歌的想象各不相同。当时在北京,除了胡适和陈独秀之外,五四时代的文人几乎都曾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诗歌的革新运动。或许不经意间,他们还曾在北京的某条胡同、某个路口擦肩而过。而今天汉语诗歌的局面正是由许多不同思路的探索和努力共同铸就的。在那些历史人物住过的院子、走过的胡同里看一看、走一走,这种“新”诗如巷遇的感受也许会更加真实、鲜明。

  冰心的小说和散文已经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和众多的赞誉,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文坛新秀具有诗人的天份。而她自己立意做诗,还是因为受到了《晨报副刊》的记者孙伏园的鼓励。他把冰心一篇饶有诗趣的杂感,分行放在诗栏里,使冰心受到极大鼓舞,决心打开自己心中文栏与诗栏的界线,专门做起了诗人,用诗的形式采探索人生。

  只能白了青年人的发,

北京是诗歌变革的第一现场

  冰心在后来回忆了自己当初写诗时的情景。在她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课上课下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报,遇到自己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也把自己随时随地的杂感和回忆写上去,日子多了,数量也就相当可观。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但这三五行背后,总有些与亲身经历有关的事,看到这些字,便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舍不得丢掉。

  不能白了青年人的心。

简单地以新、旧这样的时间标准来判定和命名一种文类恐怕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无形中把传统诗词推到了对立面,遮蔽了对于现代汉语自身特点的考察,忽视了诗歌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和开放性。所以,更合理的或许应是把“新诗”当成一个动宾短语,而非是一个自足的名词概念。民国初年的诗歌革新是晚清以来思想变革的一部分,这绝非一人一日之功。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周氏兄弟等虽然主要不以诗人的身份行世,但没有他们的介入,恐怕也就不会有诗歌革新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也就不会有白话文运动和白话诗的试验。

  这时她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连载,都是充满诗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她心里一动,觉得自己记在笔记本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录出来。在抄的时候,她选择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命名为《繁星》。

  你读过这样篇幅短小却蕴含丰富的短诗吗?这种诗被称为“小诗”。五四运动后,它曾盛行一时。在数量众多的“小诗”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

东单附近的东堂子胡同75号是一个不大起眼的四合院,在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这座小院险些被夷为平地,幸有各方努力,这个“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才得以保存。1917年至1923年,蔡元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其时他身为北大校长。执掌北大之后,蔡元培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关于文科学长的人选,医专校长汤尔和举荐陈独秀,而此时恰好陈独秀人在北京,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里。蔡元培接受任命的当天就前往拜会陈独秀,如是几日。陈独秀本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无意受聘,蔡元培的反复劝说,特别是建议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有感于蔡元培“三顾茅庐”般的诚意,陈独秀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后,蔡元培又陆续招揽来了胡适、李大钊、周氏兄弟等,为白话文学的转型和探索聚齐了一班趣味相投的人马。当时在北大,“新文学”同人积极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黄季刚等则坚决维护文言。蔡元培虽然并不攻击文言,但却相信白话文必定会盛行,所以他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客观上身体力行地扶助了白话文学的发展。

  当时的许多评论家也认为,冰心受了泰戈尔的影响。但也许说她在泰戈尔的启示下,发现了自己的诗才更准确些,真正的源头还在于她自己那些“零碎的思想”。

  《繁星》《春水》是冰心在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下写成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将一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总的说来,它们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在北大履新之后,陈独秀住进现在的北池子箭杆胡同20号院,直到1920年在腹背受敌的情势之下离开北京,其间《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到这里。在诗歌方面,陈独秀为历史所铭记的贡献当然是《文学革命论》。1916年,经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的介绍,陈独秀和胡适开始建立联系,几番书信往来,陈独秀邀请胡适把“文学革命八事”“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很快,胡适修改完成了《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陈独秀也继起相应,在第2卷第6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由此拉开序幕。

  郑振铎的看法更全面一些,他认为,除了泰戈尔以外,冰心还受到了古典诗词上绝句、小令的影响。冰心10岁的时候就读了《论语》、唐诗,“发疯似的爱了诗”,看诗韵,学对对联,还在课外做了两首七绝,执拗地送给先生“改削改削”,深厚的诗词功底是她成功地创作小诗的原因之一。另外当年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流传极广,对冰心的影响也不少。

  一是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冰心,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著名女作家,她一步入文坛,便以宣扬“爱的哲学”著称。而母爱,就是“爱的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她认为,母爱是孕育万物的源泉,是推动世界走向光明的根本动力。在《繁星》《春水》中,她把母爱视为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反复加以歌颂:

1916年,当陈独秀在上海把《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的时候,几乎同时,李大钊在当年北京菜市口胡同路西的一个院落里参与创办了《晨钟报》。李大钊在北京生活了11年,一共住过约8条胡同。如今,在西单大悦城和君太百货之间有一条皮裤胡同,平日间这里人来人往,但是鲜有人知道当年李大钊编辑《晨钟报》时日日从这里出入。李大钊编辑《晨钟报》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一个多月,但是《晨钟报》后来经李大钊参与改组为《晨报》,这份报纸的副刊在孙伏园、徐志摩的手中大放异彩,成为“新文学”,尤其是“新月诗派”的重要阵地,冰心也正是经过《晨报》而迅速为文坛所熟知的。

  《繁星》和《春水》是冰心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灵光闪动的汇合,里面包含着她对生命真谛的认识和理解,包含着丰硕的哲理。捕捉灵感的闪光,凝成短诗,这就是《繁星》和《春水》。后来在《晨报》的“新文艺”栏发表,并结集为《繁星》和《春水》于1923年先后出版。这
300余首无标题的格言式自由体小诗,以自然和谐的音调,抒写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感受和人生哲理的思索,歌颂母爱、人类之爱和大自然,篇幅短小,文笔清丽,意蕴隽永,显示了女作家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识,在“五四”新诗坛上别具一格,很有影响。被茅盾称为:“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

  母亲啊!

此外,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里的周氏兄弟也先后开始在《新青年》发表诗歌作品。人们一般都知道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事实上就在同一期的第4卷第5号《新青年》上,鲁迅还化名唐俟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3首白话诗,仅在两个月后,鲁迅又在第5卷第1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两首诗。可以说鲁迅最初也是左手写小说、右手写诗歌的。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2号以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周作人的《小河》,胡适盛赞其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此后,周作人接连发表了《两个扫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见》《北风》等不少诗歌,可谓是一发不可收拾。

  天上的风雨来了,

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核心,许多志同道合的文人汇聚在北京。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的首要身份并不是诗人,可他们互为声势、彼此响应,“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同社会上的文化保守势力不断地进行耐心而又坚决的论辩。唯其如此,白话诗的发生才成为可能。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胡适与“诗体的大解放”

  心中的风雨来了,

胡适对周作人那首《小河》的称赞是认真的吗?除了说“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之外,胡适没有做更为深入的解释。倒是和周作人亦师亦友的废名在《谈新诗》中单列一讲专门谈《小河》,并谈到了“诗体的解放”问题。回过头来再看《小河》,在《新青年》上发表时,原诗前周作人还写了一段序言,里面提到了诗歌体式、用韵等问题。或许胡适看了废名、周作人的话真的会心有戚戚焉吧,因为“诗体的大解放”正是胡适在诗歌变革的探索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形质同构的《小河》恰好以说话的语调和句式为胡适想象中的“新诗”提供了范例。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在赴美留学之前,胡适就已经尝试过用白话文写作。到美国以后,他的兴趣逐渐由中国的文字问题转向文学问题,形成了“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想法。在同梅光迪、任叔永等的争论中,胡适认为文言乃是死字死句,故而提倡用白话作诗,并在1916年8月19日给朱经农的信中开列了“不用典”等“八事”。此后经过和陈独秀的几番书信讨论,胡适完成了震古烁今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9月,留美归来的胡适住进北大教员宿舍,被聘为北大教授。

  诗人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把母爱之情传达出来,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从1917年北上进京到1948年南下离京,31年间,胡适在北京住了有17年左右,住过的胡同至少有7条,但他却一直没有置办房产,而是租房居住。如今,偌大的北京竟然没有一处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胡适故居。胡适入校时,北大尚位于地安门内马神庙,第一院的红楼正在建设之中,文理本科都在景山东街的“四公主府”内。教员宿舍在学校的西门,校内东侧的一排平房最初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因为陈独秀、朱希祖是己卯年生人,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是辛卯年生人,所以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遂成为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卯字号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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